“病态”家政业
作者 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家政行业迫切需要建立个人从业档案征信系统，只有当保姆的这些不良职业记录成为阻碍其进入行业内部的障碍时，才能让从业者有所畏惧，从而减少自身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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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夺走4个生命的火灾，是保姆纵火所致。”屋子里很安静，只有电视的声音。方媛和薛丽坐在沙发上，犹如木头人一般，没有任何交流。
“当时的气氛很尴尬，因为阿姨就坐在我身旁。”方媛今年31岁，是一名银行职员，同时也是一名1岁男孩的母亲。方媛口中的阿姨薛丽今年55岁，是方媛请来照顾孩子的保姆，看电视那会儿，是她来李丽家的第7个月。
“我去把娃的尿戒子洗了。”薛丽用一口带有山东方言的普通话，化解了当时长久的沉默。她起身去了卫生间，慢慢将门带上。
方媛回屋看着熟睡的孩子，脑子里却不停地闪过“6·22杭州保姆纵火案”的惨烈画面，心头开始颤抖——当天夜里，方媛决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与保姆一起带孩子。
对于万千雇主来说，“6·22杭州保姆纵火案”可谓是突如其来的恐惧，保姆莫某纵火致雇主一家4人殒命的案件令人唏嘘不已；近日，又有媒体报道了一则让人揪心的长沙保姆掌掴男婴事件，这对于雇主家庭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家政用工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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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应聘保姆
轻松过关
保姆，原本看似平常而不起眼的职业，却因为要与雇主和雇主的家庭发生极为密切的日常接触而尤为“特殊”：这既是一份要走入陌生人家的职业，同时对于雇主而言，也意味着要迎来一名走入自家的“陌生人”。这样一份雇佣关系，对于双方而言，无疑都不简单。
随着人口老龄化、二胎时代的到来，这个行业的市场需求可谓是日渐庞大。钟点工、月嫂、育儿嫂、护工等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供不应求，保姆这一角色甚至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
据商务部2016年数据，需要家政服务的城镇家庭达到近40%；而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统计，截至2016年，雇主需求量达到7000万户。
早在8年前，薛丽前往北京谋生。她做过护工，还做过超市的导购。直至2014年年初，经老乡介绍，联系到一家家政中介，这才首次接触到保姆行业。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薛丽联系到北京一家家政中介公司，中介公司向她承诺会为她安排工作，但前提是，当找到工作并成功入职时需向中介公司支付200元中介费，而中介公司负责保姆在半年内的工作安排和调换。
按照中介的要求，薛丽仅提供了自己的身份证以及电话和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第二天，便接到电话，让我去中介门店面试。”薛丽没有想到，好消息来得竟如此之快，而之后的面试也很顺利。
按照约定，薛丽支付了200元给中介，并与中介、雇主一同签署了一份工作协议。据她透露，协议一式三份，并且，她还得到中介公司一张200元的收据，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签署协议的当天，薛丽便同雇主一起回家了，“自此，我便成了驻家保姆”。这三年半的时间，她大概在9个家庭做过保姆。“时间最久的，便是方媛家。”薛丽略带不舍地说道。
“外地保姆流动性比较大，常常是换一个东家就换一个住处。”
在北京做家政中介的陈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大多数外地保姆会选择驻家保姆，原因很简单，只身在外有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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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准入门槛低
方媛认为，黑保姆和差保姆的出现和中介的低门槛有极大的关系。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准备身份证、健康证即可。”陈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对于前来应聘的保姆，中介的要求除此二证之外，再无其他硬性要求。
7月15日，法治周末记者以应聘者身份，致电北京一家家政中介公司应聘，该公司告诉记者，只需要带上身份证，前往他们的门店进行面试即可，不需要其他证件；在成功入职后，需要上缴第一个月的工资作为中介费。
陈晨也告诉记者：“对于前来应聘保姆的求职者，对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也就是说，既没有专业知识上的要求，也没有考试培训的需要。因此对于保姆和雇主来讲，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有四件：第一，相互看“眼缘”；第二，聊聊家长里短；第三，确定工资和工作内容；最后，再付中介费即可。
据介绍，雇佣保姆的方式除了中介介绍之外，还有自由雇佣的方式，即雇主和保姆私自签订协议或口头约定雇佣。而自由雇佣方式下，如若出现问题，又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这些自由雇佣的保姆多是熟人介绍。”方媛曾通过老家的朋友寻找合适的保姆，但除了身份真实可靠之外，健康证都成了一种奢侈，更别提隐藏于深处的人格和精神问题了。
家政公司良莠不齐
“找保姆么？进来坐！”在北京广安门外一个小社区里，一排简易房中，有一家挂着家政服务招牌的小店。店面很小，只放着两张桌子，几把折叠椅，桌上一部台式机。电脑桌后的男性经理看上去不到40岁，一眼看到有人在门口停下，忙起身招呼。
记者了解到，有相当一部分家政公司，几平方米租来的房子加几部电话就是全部的家当，而这些简陋的配备并不妨碍他们拿着所谓“星级月嫂”“特级育儿嫂”来作招牌——至于怎么个“星”和“特”，都是中介公司自己说了算，没有第三方的认证机构可以客观评价。保姆们的实际能力，工作年头，无从证明和评判。
陈晨也承认，很多中介都只负责介绍保姆，而对于保姆是否有疾病、素质如何甚至是性格问题都没有办法给雇主准确的信息，“这一切，都需要雇主靠自己慧眼识珠，甚至是碰运气”。
家政公司规模大小不一，良莠不齐，这样不规范的家政公司无疑给行业埋下了隐患的种子。曾有媒体多次报道，部分家政公司唯利是图，比如月嫂的级别甚至可以自封，从而导致行业鱼龙混珠，令雇主难以选择。
据悉，目前，家政服务类公司最低注册资金为10万元人民币。在有了合法的经营场所、所注册的公司章程、人员、备用名称后，市民带上全部股东的身份证明，到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办理即可。
一位从业人士认为，以目前的情况看，家政公司很难有足够的能力为雇主提供保姆全面可靠的个人历史背景，以及身体状况、性格心理、生活习惯等个人信息，属于企业的“不能承担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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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粗糙
何以维护权益
薛丽的合同上，清楚地写着雇主须每月支付其工资3000元人民币，雇主不得以任何形式拖欠、克扣保姆工资。
除此之外，三方合同上还有12条的三方权利义务条款。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这12条协议中有9条协议是约束雇主的行为的，对于保姆的行为约束仅有3条，却没有一条明确中介的义务。
对此，方媛心头一直有疑惑：“这份合同并没有维护雇主们的权益。”
法治周末记者看到，合同中约束保姆的内容大致为：雇主有权拒绝保姆在其住宅内从事与家政无关的活动，具体要求事项由两方约定；雇主有权以合法方式追究保姆因其责任造成的损失。
“什么叫‘在住宅内从事与家政无关的活动’？范围太过模糊；如果保姆造成了损失，比如弄坏了家具、丢失了贵重物品，又该以怎样的‘合法方式’追究责任……这些细化的东西，合同中压根都没有提到，一旦成为现实，雇主根本无法指望靠这样的合同来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方媛认为。
陈晨介绍，家政市场中通行的合同，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版本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即便方媛认为这合同过于简单，也得照着签署。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认为，对于可能发生的财产人身损害，合同里一般都要有所约定，“但即使不写，雇主也可以追究保姆和保姆所在机构的责任，最好是写在合同里”。描述方式大致可以是：乙方保证所安排的家政人员，应妥善尽到相应义务，工作中要严谨认真，避免甲方的财产造成损坏，如果造成损坏，应依约定赔偿；造成损坏由保姆赔偿，如果保姆无能力赔偿，由保姆所在机构赔偿等两种约定方法。
赵占领同时提醒，对于雇主来说，保姆合同应尽量选择与家政公司来签约。一旦发生纠纷涉及责任追究甚至赔偿，签约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比如严重的情况下保姆被判刑坐牢，而对于造成的伤害又没有偿付能力，则可以追究签约公司来承担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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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缺陷和犯罪前科
怎能知晓
而更让方媛耿耿于怀的是：尽管合同中明确要求保姆提供真实合法的身份证明、家庭住址以及健康证明等，不得隐瞒作假，否则产生的后果由保姆承担全部责任，“可是，除了真实的身份证明和家庭住址之外，中介又如何确定保姆是否有人格缺陷、犯罪前科等问题呢？”方媛反问道。
对此，陈晨给出的解释是：“如果雇主发现保姆存在问题，可随时向中介提出调换保姆。”
可如若保姆行为已酿成无可挽回的恶果，找中介还有什么用？
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赵红梅所说，在“6·22杭州保姆纵火案”中，保姆莫某的身份自然是真实的，可莫某此前的不良信息，遇难雇主一家便无从得知。
7月12日，“6·22杭州保姆纵火案”的遇难者家属林生斌在微博中表示，决定联合朋友发起设立公益基金，除了致力于提升中国高层住宅防火减灾水平外，促进家政业完善保姆甄选管理机制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而在方媛看来，此举势在必行：“对保姆必须要严格审查，提高准入门槛很重要，没有人希望自己身边生活一个有前科甚至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黑保姆。”
方媛的朋友李怡就属于“运气不太好”的雇主。
李怡的母亲今年82岁，需要一位驻家保姆来看护。中介介绍来的第一位保姆年龄只有40岁出头，干活也算是手脚麻利。但在某一天，母亲小声告诉李怡，白天的时候她看到保姆在翻家中存放重要物品的柜子。“好在母亲及时叫了保姆一声，不然柜子里面不仅有一些重要文件，还有我的一些首饰等物品，后果不堪设想。”李怡至今想起来依旧感到后怕。
于是第二天，李怡便前往中介，要求更换保姆。结果从中介口中得知，这名保姆原先就有过类似的经历，被前雇主发现后找到中介，但保姆已对中介保证不会再发生偷窃行为，没想到进了李怡家门，老毛病又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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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诚信体系亟待建立
“如今的家政行业，并没有从业档案征信系统，从而导致部分保姆在从业时并不受到过去所犯污点和错误的影响，雇主方面也就缺乏对保姆最基本的判断和对自身安全的保护。”赵红梅认为，家政行业迫切需要建立个人从业档案征信系统，只有当保姆的这些不良职业记录成为阻碍其进入行业内部的障碍时，才能让从业者有所畏惧，从而减少自身犯错误。
好消息来了：近日，国家发改委、人社部、商务部等17部门印发《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行动方案(201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要求建立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开展家政服务市场专项检查，抓紧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防范惩处力度。
《行动方案》要求加强家政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家政服务企业、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并相应纳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中国”网站。
“对于中介来说，需要负责保姆的资质审查、培训以及为防止身份证作假而提出的实名制等。”赵红梅认为，这个系统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让家政、中介承担责任，而是通过征信系统提高保姆准入的门槛，让雇主对保姆的个人信息有所判断，通过此系统对从业者有威慑作用。
以淘宝交易为参照，买家评价是公开透明且真实的。赵红梅认为，家政行业也一样，建立征信系统后，对于具有不良行为的保姆，可以让其进行再次培训；较差行为的可以暂停其从业资格，并令其反思、甚至逐出市场，这对于市场来说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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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行业该洗牌了
今年4月，全国妇联原副主席甄砚就呼吁，尽快启动家政法律法规立法程序，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政府、非政府组织、家政企业、雇主和家政服务员的法律地位和责任义务，研究推动劳动法在家庭服务劳动关系中的落实。如果说，这在此前仍是“悬浮呼吁”，那6·22纵火案发生后，家政行业监管与权责规范化是时候正视了。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丛立先认为，我国对于家政行业的构建、规划、引导和规范都没有建立完善，所以导致家政行业种种问题的出现。
相较于我国的保姆，菲佣在全世界都形成一个品牌，从入门的门槛要求，到入职后的培训，一直到从业的规范，所有的配套制度都建立完善，形成了一个产业。
丛立先认为，我国的家政行业应该建立行业标准，细化到准入门槛、培训、考核以及体检等，包括合同的签订，应该作为一个有很大社会需求的行业来进行促进和规范。他建议先由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来引导、管理并发挥其在家政行业中的作用。
7月5日，上海市长宁区家庭服务业协会召开《上海家政服务标准》宣传贯彻会议，会上公布了拟定的“黑保姆”多项标准：有犯罪记录；有偷盗等前科；有社区居民、单位同事等反映人品极差、行为恶劣之情形；履历和健康证、上岗证、身份证等作假。
“行业标准对于保姆、中介以及雇主三方都有好处。”吃过亏的李怡也认为，不管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家政服务人员，都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监管与培训平台，来提高保姆与雇主的互信度，使信息更加透明、行业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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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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